按照王教授的逻辑，最好的应对办法莫过于免除珠三角地区企业的《劳动合同法》实行责任，这能解决问题吗？不能，内地的劳动环境同样不佳，但那是众多务工者的来源地，且生活成本较低，而珠三角（以及京津、长三角）生活成本高，民工荒、务工人员外流等状况已然充分显示后者的务工吸引力在相对下降，如果在珠三角免除新法（在全国免除，效果也是一样，内地大部分地区根本没施行），只能够加速务工人员回流、外流速度以及企业搬迁；那个时候该怎么办，再一一免除企业税、环保强制标准、加工贸易管制政策、出口关税？笔者的观点仍然是，如果说《劳动合同法》对一些企业的最后一根稻草的作用，那么更应该关注这根稻草之外的其他，加快体制改革，改善中小企业在融资、税负、产业政策限制等方面的外部条件。
其次，单单从账面上计算因为要签劳动合同而增加成本并不科学，在过往松散而无约束力的劳资关系中，不能忽略企业的防范成本、不确定风险（如拖欠工资使员工激烈讨薪，企业为之支付更高的补偿费用）。事实上，包括各类中小企业在内，企业家和广大的人员考虑最多的是选择性使用《劳动合同法》，即用合同约束中高层以及设计、营销、制造、研发等关键职位员工（在这方面，新法使得企业的防范成本大大降低），另一方面以各种手法拖延、改动或干脆加入"作废"条款，这主要是面向普通岗位的员工。是不是需要出台改良版的释法意见，允许企业自行决定对哪些员工施行劳动合同约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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