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蛇口的试验与改革不可能一步到位。蛇口系企业的基因势必带着与生俱来的缺陷、有所争议的地方。而这也正好给我们带来对“中国特色”饶有意味的思索。
献给中国改革开放30周年。
从1996年始，中国国际海运集装箱(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已经连续10余年保持集装箱产销量世界第一，世界市场份额占到六成；2007年，招商银行总资产规模达到13000亿元，数年来招行一直被普遍评价为中国品牌形象最好的银行之一；在最近几个月中国金融企业掀起的海外并购潮中，中国平安(601318.SH；2318.HK)的动作相当引人注目，它不但通过分批吃入股份于去年11月底成为欧洲富通集团第一大股东，又于今年3月宣布拟以21.5亿欧元购入富通投资管理公司全部股份的50%。
很少有人注意到这一事实：它们都出自蛇口。
既不同于中石油、中石化、中国电信等国有垄断型企业，又不同于私人控股的公司，它们兼有后者的灵活机制和前者的国资背景。机制灵活避免了管理的僵化，国资背景又让它们在资源的获得上占尽先机。
30年前，蛇口一度成为中国最大程度模拟市场经济的区域，我们今天身处其中、飞速成长的商业社会就是从那里发端的。蛇口的创建者们希望建立起一批以西方现代企业制度为模板的中国企业。就像后来的观察家们所看到的，在向一个全新的现代商业社会迈进之先，蛇口首先进行的是政治体制的改革。这无疑是一条正确的途径。蛇口工业区建立之前100年，它所赖以发轫的招商局在洋务运动中成立，参与其中的实业家和思想家郑观应即写下《盛世危言》，指出“欲攘外，亟须自强；欲自强，必先致富，必首在振工商；欲振工商，必先讲求学校，速立宪法，尊重道德，改良政治”。这显然是一种艰难的尝试。而在将近30年前，在蛇口2.14平方公里的土地上，由中国政府支持的一群改革者获得了空前大的权力构造并实现自己的梦想。尽管这场充满梦幻色彩的改革于10年后中断，但是作为这场改革直接产物的市场经济原则和在此原则下分娩出的企业留存下来。
它们与洋务运动的“官督商办”不同，但又不可回避地有着“官商”色彩。而在股权结构上，国有股并不占绝对多数，国有股东与其他股东的话语权取得了巧妙的均衡。一方面严格的股份制结构保证了企业决策的科学性(你看它们基本上多年来皆坚守本业，不做投机取巧事)，另一方面国有股东的存在拓宽了企业的生存空间，它们不像那些完全生长于草根的民营企业在初期得不到政策一点点优惠与滋养。
它们是真正具有中国特色的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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